蔡 萌:改造与再造 ——从庄学本到蓝志贵的西藏摄影话语转换
 
       摘要:当摄影开始真正在中国人手中传播的时候,不仅存在一个新视觉经验的建立的问题,而且还存在一个本土视觉经验逐渐被转向的问题。而在这个转向与建立的过程中,东西融合是一个主要趋势。此时也正值中国人开始接受西方文化,向西方学习的初期。大量以西方现代科学为背景的照片开始出现。作为一种依托于体质人类学的摄影,庄学本的照片不仅为我们呈现了一种非常特别的摄影观看方式,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复杂的本土视觉现代性改造的图像文本。而蓝志贵的西藏影像则为我们构建出一个个性鲜明的摄影家如何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将个人的视角与观看方式融入到一种国家的主流叙事当中,并形成一种新的视觉再造经验。本文希望以庄学本和蓝志贵的西藏摄影为例,展开某种处在历史巨变的转型期中的摄影话语方式的再解读,从而探寻一种中国摄影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本土传统摄影视觉经验的改造与再造模式。
       关键词:庄学本 蓝志贵 他者观看 视觉经验 摄影

       2002年第2期《中国摄影》(Chinese Photography)的重要版面位置上以“庄学本——一位被淡忘的摄影大师”为总标题,用了43个页码①、81幅图片②、7篇署名文章的破天荒地的规模,策划了这本杂志自创刊以来最大规模的摄影家个人专题。文章分别从一个父亲、一个老战友、一个民族学、人类学的调查者和一个摄影家的角度,向我们展示了一位被历史遗漏的重要摄影家。从而,在中国摄影领域引发了巨大轰动,仿佛就在一夜间,一个闪烁着人性光芒的摄影大师被中国摄影界所认同。一个过世多年的摄影家和他的作品一起“复活”了。而这种类似的“复活”同样发生在另一个拍摄西藏的摄影家身上。 2008年4月,《中国摄影家》(Photo China)杂志用了35个页码③、43幅图片、1篇近3000字的年表、5篇署名文章的规模,从视觉文化研究、民族学研究和摄影史研究的角度策划了另一个拍摄西藏影像的摄影家蓝志贵,这也创造了蓝志贵本人迄今为止最大规模被一本杂志报道的纪录。而这次报道的后续效果同样显著。2009年3月21日,“见证西藏民主改革:蓝志贵西藏1950-1970摄影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
       2009年5月19日,在广东美术馆主办的“第三届广州国际摄影双年展(2009)”中,“庄学本百年诞辰回顾展1909-2009”作为“特展”全方位地将庄学本的摄影和人类学成就再现于世人面前。展览结合了大量实物、文献作为参照,从而显得更加饱满。同时,名为“布达拉的见证”的蓝志贵摄影作品在本次双年展的第二单元呈现。其中,“拉萨节日的欢乐”这件蓝志贵的重要作品,则是其在国内近二十年的首展。庄学本和蓝志贵两个展览不断吸引着各国与会专家学者们惊叹的目光的同时,也为我们勾勒出两个不同历史时期西藏影像的独特魅力与摄影价值,更为我们还原出一个具有典型他者互文性观看的视觉经验。
       1934年3月,从文明世界跑来边地的庄学本除了要立志开发西北、巩固边疆之外,作为一个现代都市里的“闲逛者”(flaneur)④,庄学本对边地的原始、荒蛮,甚至是对惊险的旅途充满着强烈欲望。这同西方人对东方的想象与猎奇也许并无太大差别。在这个意义上讲,庄学本的摄影观看同样存在一种他者观看的动机。重要的是,他的这种观看动机与源自西方现代科学中的人类学“模板”有关。而这个“模板”就是人类学。在《庄学本全集》中的“庄学本考察日记”里首次披露了一条重要线索。1934年4月23日,刚刚抵达成都的庄学本去华西大学参观,招待他的是考古、艺术和人类学博物馆馆长,一个名叫葛维汉的美国人,此人正是那个以研究中国问题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D·C·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1884-1962)⑤。二人的这次相识,很有可能对日后庄学本的人类学考察和摄影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此外,与人类学相关的另一重要线索出现在《庄学本全集》的《庄学本年表》中,即1935年,庄学本在南京举办了他的“个人影展”。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丁文江参观影展并选去了一部分照片,后经丁介绍在该院人类学组学习人体测量工作,并配给测量仪器。从此,庄学本凭借其超群的摄影天赋和敏锐的观察力、感知力,以及丰富的摄影经验,开始了对西方“模板”的追逐与超越。同时,也开始了他的“他者观看”的历程。在这个历程中,交流是个大问题,由于语言、文化、习俗的不同,庄学本的很多照片都在反映着一种试图与被拍摄者交流的愿望。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如何持着一个适当的距离和尺度走进对方。于是,照相机与被摄者之间的尺度恰好成为庄学本作为一个外来者与当地人交往过程中的距离和尺度标准。而作为一种社会交往的重要中间媒介,照相机不仅成为庄学本结交上层贵族的主要工具,并且也成为他在众人面前伪装和隐藏自己的重要手段,甚至是防身的武器⑥。同时,照相机也更成为一种将整个边地变成一个感知领域的探测器。更重要的是,庄学本的人类学摄影并非简单记录边地的少数民族,他将复杂的个人情感和独特的摄影观看巧妙融合,不动声色地为我们诠释着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理解与认同。今天,当我看到庄学本在民国时期所拍摄的大量少数民族照片的时候,那些深邃目光所投射出的片刻凝视(gaze)仿佛在发出一连串的质问:你是谁?你从哪里来?同时,庄学本仿佛也在自问:我是谁?我跟他们有什么不同?
       1950年4月,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即成立了新闻摄影局,统管全国新闻摄影工作。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将新闻摄影局管辖的新闻摄影工作和摄影研究部门划归新华通讯社,成立新华社摄影部。从1949年到1956年间,中国已经建立起了一支专业的新闻摄影工作者队伍,但是,全国摄影创作队伍还没有组织起来。1956年底成立的中国摄影学会(1981年改名为中国摄影家协会)是具有最广泛代表性的摄影团体,是党和政府联系广大摄影艺术创作者的纽带,把全国的摄影艺术工作者组织起来,通过举办展览等多种形式的活动推动摄影艺术的繁荣和发展(蓝志贵就是加入中国摄影学会的最早期的会员)。这些组织机构的建立说明了摄影已经纳入国家体制中,给摄影工作者提供了器材、经费、创作时间上的保障,优化了他们的创作环境,为这一时期摄影创作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前提和保障。但从总体来看,这一时期摄影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在于,摄影界过于服从党的指挥,并成为党的舆论工具,摄影家们被改造和规训为一种政治工具和武器。从而,逐步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和立场。也许情况并非如此,每个时代都有独特的个案存在。在那个从革命战争摄影的救亡与苦难叙事转向国家的宏大叙事过程中,国家权力主体与摄影家个体之间的互动,时常体现为摄影家如何在规训——抵抗——反省——服从中找到立足点。在我看来,除了依然存在个人视角的独特观看之外,作为主体的新中国摄影,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十分独特的视觉经验,在这种政治权力话语主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影像,为我们建构了一种“超我”的影像模式。我们如何重新看待一种特殊历史时期国家意志的图像生产与个人经验的“图像碎片”所共同形成的意义互动结构在今天的意义与价值,也就构成了我们今天研究这段时期摄影的核心所在。而蓝志贵的摄影就是其中的个别案例。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蓝志贵的摄影中,我们看到了发生在西藏的很多“第一”,例如:第一台联合收割机在拉萨展出(1955)、车队第一次开到拉萨(1954)、神兵天降——空军第一次在拉萨跳伞(1959)等,所有这些与事件有关的“第一”,不仅让我们从中体验并回味着当时发生了什么,更多的让我们看到事件正在由蓝志贵摄影的话语资源逐渐转变为其摄影语言的一个重要部分。一方面,当蓝志贵将他的问题意识嫁接在事件中去反思的时候,事件成为其作品的内容和主体;另一方面,当事件成为照片的内容的同时,事件也就成为其摄影创作的思想和文化价值的核心源泉。换言之,事件本身也就演变成了其摄影作品语言的一部分,从而共同构成其图像(影像)和媒介材料(工艺)的语言体系。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看这一时期摄影的魅力与价值不仅来自摄影本身,而更多的是来自事件本身。当然,蓝志贵也是一个比较重视摄影媒介材料语言的摄影家,在他看来:

       我的作品,我排斥数码输出的照片,这不能说我的观念落后,我知道今天是数码时代,但我认为数码影像制作那个时代(五六十年代)的东西不合适,如果以后你(黄建鹏)做我的展览,照片一定用纸基纸放大,用最传统的显影、定影方式制作照片。我认为这样的工艺放大的图像更符合那个时代的影像要求,用感光相纸、真正的照片反映那个时代更合适些。⑦

       从这段话中不难发现,蓝志贵依然坚守着摄影的语言法度和范式。而在之前的第三届广州国际摄影双年展“庄学本百年诞辰回顾展”中,策展人李媚也选择了同样的方式去呈现。在我看来,这体现着一种对摄影的敬畏与尊重。同时,也体现出一种美术馆、博物馆的摄影立场。
       将蓝志贵与庄学本进行比较则不难发现,如果说,庄学本的藏族影像是在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式去记录藏族人已经存在了很久的存在状态的话;那么,蓝志贵的西藏影像更多的是用摄影的叙事(说教、讲述)手段去描述一个新时代藏族人民的生存状态的巨大改变,并经常体现为一种强烈的事件性因素。如果说,蓝志贵的影像特征体现为一种对于宏大场面的描绘的话;那么,庄学本的影像特点则在于对微观的人的关注并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肖像照。然而,当我们重新审视庄学本和蓝志贵拍摄的大量带有鲜明人类学特征的照片时,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不仅是那些曾经存在过的人与物、空间与场景,当然也不仅呈现出一种典型和标准的少数民族形象。重要的是,这些照片在当时起到了怎样的影响和作用,即谁拍照片?为什么拍?怎么拍?为什么展示照片?怎么展示?谁在看照片?怎样看到的?其结果如何?这一连串的问题,不仅需要纳入到一种文本分析和文化研究的角度与方法来展开讨论,同时也需要纳入到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视觉文化与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语境中去考察。这其中既有很大的相同点,也具有极大的不同之处。在这种差异和认同的不断分裂与聚合、破碎与重构、改造与再造的过程中,无论是被观看的客体,还是观看的主体,在这种看与被看的过程中都会产生出一种内在的自我审视。因此,从观看双方各自主体身份认同的角度来讲,他者又是相互的,是一种彼此互相印证、互为参照的,处于运动状态的参照系统。也许根本就没有绝对意义的他者,他者会在不同的时空背景和历史语境中,随着欣赏者、评论者的立场不同,其位置会在这个参照系统中发生滑动。而在这个系统中摄影图像成为人们探讨差异、寻求认同的一个重要视觉参照。虽然,庄学本和蓝志贵拍摄照片的那个时代语境已经与我们远离,但是,即便是站在今天的中国人立场去看过去的那些照片,这种“看”本身其实也构成了一种“他者”视角。时间、空间,更重要的是观者的心理阅历与身份认同赋予了观看行为以更复杂和多重的意义。庄学本和蓝志贵的藏族影像可被看作,一个建立在家国同构基础上的,他者与主体彼此印证,互为参照的动态结构。从被观看的客体到主体的观看,在某种意义上体现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动、共生关系。
       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aefie Said,1935-2003)曾经在他的《东方学》中提到:“东方……,是欧洲文化的竞争者,是欧洲最深奥、最常出现的他者(the Other)形象之一。”⑧中国这个东方帝国作为一种他者的表述系统和话语方式,有着自身的历史传统和原型,并不断演绎和“生产”出新的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说,追寻作为他者的东方帝国,对西方人来说,是另一种方式的自我寻找和主体认同——“他者向我们揭示的也许正是我们自身的未知身份,是我们自身的相异性”⑨。主体自身的建构需要他者作为参照,从而使主体成为不断完善并自给自足的主体。追根溯源,这种观念都与西方人的东方想象有关。虽然,摄影在它刚刚发明之后不久,便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者们的坚船利炮涌入中国,但是,从文献到图像,无数关于中国这个古老东方文明的想象、侵略与猎奇,都成为了西方主体身份认同的一个重要标志。庄学本拍摄活动最活跃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及蓝志贵拍摄时的五六十年代,完整地构成了中国迫于外部的列强压迫和内部的现代化要求的时期,也是民族国家的建构问题在中国历史上被明确地提出来的时候。迫于家国同构与国族认同观念的客观要求,一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重新思考自己的主体性和身份认同的时候,也同样需要寻找一种文化意义上的他者。于是,我们从庄学本到蓝志贵的西藏摄影话语范式转换中看到了一种建构在视觉意识形态上的改造与再造。
       从20世纪初开始在中国兴起的这场民族国家的建构运动过程中,中华民族的主体性、身份的识别和文化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摄影图像作为参照。无论是具有仪式感的家族成员合影,还是刊登在报刊杂志上的新闻照片,甚至是摄影展览中的照片原作,其中包括的涵义可能远远超过摄影本身。摄影图像将现实生活中的中国人引入了一种新的视觉体验。其结果是,一方面,构成了对中国传统视觉经验的冲击和改造;另一方面,在驱动国人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的同时, 逐渐明确了中国人的自我主体身份的视觉认知与身份再造。

蔡 萌  雅昌艺术网摄影总监、广东美术馆摄影项目总监、博士

注释:
①此时的《中国摄影》杂志的总页数仅为96页。
②不含封面上庄学本拍摄的“藏族妇女”。
③不包括封面。
④本雅明(德,Walter Benjamin,1892-1940)对“闲逛者”的定义是:以“心中没有定见”的城市迷离之眼,口袋里有钱没钱地站在现代都会的“边缘”,寻找某种意象与感觉。这种气质与“上海影友1928-1933”阶段的庄学本非常吻合。
⑤葛维汉,1884年3月21日出生在美国阿肯色州的格林福林斯特。1911年9月随美国教会来华,与当年9月到达上海,随后在浙江停留了一年,学习汉语。1913年前往四川宜宾,并将那里作为他考察的大本营,直到1918年返回美国并进入芝加哥大学神学院史密斯索尼学院的一个分院。1919年,史密斯索尼学院同意为他在1919年-1939年的夏季探险提供援助和经济资助。此后葛维汉在中国一共进行了14次夏日探险。1931年,葛维汉被任命为美国国家博物馆合作者,并再次受聘于四川成都的美国浸礼教会差会。1932年至1948年退休,葛维汉一直在成都华西协合大学教授文化人类学和考古学,并被任命为该校考古、艺术和人类学博物馆馆长。在华工作期间,葛维汉对中国西部边疆少数民族进行了大量人类学考察,并用照相机记录了他们的建筑、宗教、风俗等各个方面。1962年9月15日葛维汉在美国去世,享年77岁。  
⑥有些时候,照相机也是一个很好的防身武器。也许庄学本是第一个提出“武器论”观点的摄影家。在庄学本1939年2月8日的日记和《羌戎果洛札记》中分别提到:出谷不半里,右首平谷中忽有持枪及持刀之两夷人分由河边及坝中抄撂而来,持刀者先至未予阻挡,继持枪者赶至即遥呼不要跑,不要跑,我侪知又遇蛮子矣。遂止步,而前边原蹲伏地上相距约一百米之夷人二十余人又他持长矛短刀及快枪,亦同时赶至奔腾而来,如临大敌,继同行之一夷人(县府听差),告之始相对一笑而去,余乘机为之照相,彼等误认为手枪,众言十子,十子。(见庄学本 著、摄影:《庄学本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541页)
⑦黄建鹏.“西藏‘断层’文化的记录者”:中国摄影史重要人物蓝志贵访谈”,载《中国摄影家》杂志2008年第4期,第45-46页。
⑧【美】爱德华·萨义德 著:《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页。
⑨钱林森:《20世纪法国作家与中国》,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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